论新时期文学对权力腐败的批判

今天，“反腐文学”已成为一个逐渐得到认可的时代文学术语。而文学对社会腐败现象的批判，则较早就是一个热门话题。张平的《抉择》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之前，由它改编的影片《生死抉择》已在全国产生很大反响。尽管人们对张平描写反腐斗争的创作有不同看法，但影片的反响和小说的获奖至少说明一个事实：它反映了一种时代的审美要求，这就是希望我们的文艺创作能够关注人民群众普遍痛恨的腐败现象。文艺功能毋庸置疑应该多样化，但文艺功能又与时代需要密切相关。面对重大时弊，文艺创作就不能视而不见。从这种意义说，对腐败现象的解剖，应该是我们当前文艺创作的一项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这是文艺功能时代性的一种表现。

腐败的根本问题是权力腐败，但它决不只是权钱交易。今天人们谈论权力腐败和“反腐文学”时却往往局限于此。权力腐败的本质是权力滥用，滥用就包含复杂多样的不良权力行为。如是，就不难发现新时期文学对权力腐败的揭示和批判决不仅是近几年的创作景观。事实上，批判权力腐败是新时期文学自始至今未有间断的文学行为。

早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阶段，权力腐败问题就已经受到注意。如《天云山传奇》、《腊月·正月》、《乡场上》、《剪辑错了的故事》、《芙蓉镇》、《新星》和《浮躁》等写实作品，都触及权力腐败问题。而像《我是谁？》、《鬼域》、《头颅》、《危楼记事》等揭示“文革”荒诞的“荒诞小说”，也是如此。只是当时这些作品对权力腐败的揭示多从批判“左”的思潮来认识问题，往往被政治问题所掩盖。

到80年代中期开始的“新写实小说”创作，由于一批作品集中揭示了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权力腐败现象，权力腐败问题才得到突出表现。如刘震云的“官场小说”、江灏的《纸床》、方方的《黑洞》、陈建功的《前科》、梁晓声的《溃疡》、彭荆凤的《紫米》、陈国凯的《升官图》和丁隆炎的《机关》等。这些作品所揭示的权力腐败，已从单一的政治批判转向对权力本身的反思，对权力的文化意识、权力的价值观念、权力与经济的关系进行多方思考。特权、官本位、权力交换等问题得以特别关注。新写实主义的“新”，相当程度上也是得于对权力腐败的正视和批判。新时期以前，这种批判非常缺乏或几无可能。

90年代“反腐小说”更加引人瞩目，出现了一批思考深刻的作品。这个时期，批判权力腐败有两个特点：一是无论关注现实还是反思历史，都更加注意对权力意识、权力作用和权力构成的深入解剖。像钟道新的《单身贵族》、刘震云的《新闻》、阎连科的《瑶沟人的梦》、南台的《离婚》、周大新的《向上的台阶》、梁晓声的《山里的花儿》和孙春平的《老师本是老实人》等，如长篇小说《抉择》和《十面埋伏》等，就是如此：二是以新的眼光审视过去“左”的政治运动中的权力腐败。这方面，有王蒙的《踌躇的季节》、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张玉良的《道场》、莫言的《白棉花》和陈世旭的《镇长之死》等。这些作品，摆脱了以往的单一政治审视，特别注意了权力腐败的关键作用和重大危害，揭示了权力腐败对“左”的思潮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有些以现代主义艺术手法完成的新潮产品，如阿来的《尘埃落定》、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张炜的《九月寓言》、阎连科的《日光流年》、莫言的《洒国》、北村的《施洗的河》、艾伟的《越野赛跑》等，它们不管是反思民族文化、思索民族生存还是揭示“文革”荒诞，都特别关注了权力腐败问题。揭示权力腐败对民族生存、民族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危害，事实上已成为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主题。如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尘埃落定》，虽然是描述历史上土司制度的，但它对土司制度中特权的野蛮和罪恶的充分展示和深刻解剖，对揭示权力腐败却具有普遍意义。

如果说批判权力腐败是新时期文学的一种时代反映，那么，其社会意义就有反腐倡廉的价值。这种反腐倡廉又表现了不同的审美侧重。它们大体可以分为两种审美类型：

一种是以批判为主的作品。

这类作品，无论是批判“左”的思潮和封建社会中的权力腐败，还是揭示官场官员的权力腐败，都很少描述“反腐斗争”和塑造“反腐英雄”，而只是经由揭示种种权力腐败的危害来间接说明反腐的必须。它们通常体现出强烈的批判意识，基调是批判现实主义。对这类创作一直有不同看法。读者大多表示欣赏和赞同，认为它们具有很强的真实性并显示了艺术良知。但也有人认为这类作品有偏激之嫌，缺乏“暖色”和“亮色”。这种观点很容易使人想起建国以来曾长期纠缠的写“光明面”和“黑暗面”的争论。我想，不管写“光明”还是写“黑暗”抑或“并重”，关键在于作品质量。

另一种是重在歌颂反腐斗士和反腐斗争的创作。

这类作品也描述和批判了权力腐败，与此同时却重在颂扬心怀百姓、正气凛然的公仆形象。歌颂反腐英雄是其基点。这类创作，张平的《抉择》和《十面埋伏》是代表。前者，描述和歌颂了市长李高成“宁可毁了我自己，也不让腐败分子毁了改革前程”的慷慨激昂的反腐斗争；后者，围绕古城监狱内外盘根错节的司法腐败与黑势力的猖獗，描述了正义与邪恶的殊死较量，塑造了何波、罗维民、史元杰等反腐的群体英雄形像。周梅森的《人间正道》和蒋子龙《人气》也属于这类创作。前者刻画的梨城市“平民市长”卢定安，就是一位身处险恶而不惧的反腐英雄；后者经由激烈反腐斗争而歌颂了刚正不阿的市委书记吴明雄。对这类经由揭示腐败而显示反腐败斗士人格光彩的作品，读者看法也不一致。有人欣赏刻画英雄颂扬正义，认为具有激烈读者的积极作用。也有人认为这类作品理想化色彩往往太重。